当代官员必备的媒介素养

发布时间：2020-07-13 16:48:25 阅读：次来源：储罐厂家

当今社会，媒体传播逐渐呈现出全民化、多元化、草根化、泛政治化等趋势，越来越多的普通大众主动参与传播。传播的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政府和官员有关的议题更是成为最受关注和最易引起争议的热点。面对全新的媒体环境，我们很多官员缺乏应有的媒介素养，不能与时俱进地应对媒体，表现出本领危机和知识恐慌。提高媒介素养，增强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对于当代官员越来越具有紧迫性和重要意义。

一、官员的“雷人”、“雷语”、“雷行”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官员成为媒体事件的主角，他们的“雷语”、“雷行”层出不穷、花样翻新，惊人程度也呈不断上升趋势。

2009年12月，新华社对全年官员雷人语录做了回顾：1月，天津未按照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五部门的规定取消公路养路费等6种收费，天津市政管理局规费处副处长刘某接受采访时说：“这个事我不好再说太细”。3月，新疆一位政协官员就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接受记者采访，表示“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并反问记者：“如果要公布，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6月，郑州市一块经济适用房用地被开发商建起连体别墅和楼中楼。面对采访，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质问记者“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7月，湖北省枣阳市业主马耀军用摄像机拍录法院执法活动时被拘，该市法院院长田某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虽然还没规定可以这样做，但“法院是习惯性这么做的”10月，在广州市黄埔大道交通整治工作会上，记者提问“封闭部分行车道是否应征询市民意见”，新光快速路有限公司梁某反问：“那么我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诉你啊？臭不臭也要告诉你？”11月，记者在报道郑州市1200万元的养犬管理费去向时，采访郑州财政局处长王冠旗，遭到质问：“你是不是党员？”

由于媒体披露和网络转载，这些“雷人雷语”每一出现，都会引起舆论广泛关注、评论和质疑，成为官员为官处事的“反面教材”。但仍然有一些官员不能从中吸取教训，甚至从“雷语”升级到“雷行”，愈发张狂与彪悍。近年来，频频曝出政府通过公安机关“抓捕记者”、“扣押记者”、“殴打记者”，甚至出现“跨省追捕”、“网上通缉”等等“雷行”。2008年辽宁西丰警方进京抓捕《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2009年河南灵宝警方跨省抓捕网民王帅，轰动一时；2010年7月27日，《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为报道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内幕，遭到公司所在地浙江丽水遂昌县公安局网上通缉，舆论哗然；8月28日，四名采访伊春空难记者接连遭强行关押。如果说官员的“雷语”只是损害了政府和官员的形象，那么这些“雷行”则直接侵犯了媒体的采访报道权和公众的知情权。

之所以有众多官员以“雷人”、“雷语”、“雷行”进入公众的视野，究其原因：一方面说明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官本位意识浓厚，存在权力的“傲慢与偏见”；另一方面则折射出官员的媒介素养的严重匮乏，在应对媒体时表现出如此低劣的举措。

二、媒介素养的内涵及其意义

在当今媒介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生活方式的背景下，媒介素养也成为一个合格公民和官员必备的素养。

1．媒介素养的提出。1933年，英国学者富兰克?雷蒙德?李维斯和丹尼斯?托马森的著作《文化和环境：批判意识的培养》首次提出了“媒介素养”的概念，目的是在面对以电影为首的大众传媒所带来的流行文化的负面影响时，唤醒人们的批判意识，呼吁维护传统价值观念和精英文化。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德国慕尼黑召开了国际媒介教育会议，会议公布的《媒介素养宣言》宣称：“我们生活在一个媒介无处不在的社会，与其单纯谴责媒介的强大势力，不如接受媒介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这一事实，承认媒介作为文化要素的重要性。”在西方国家，媒介素养的概念也经历了一个变化进步的过程——由最初的精英主义立场所提出的单纯的抵抗防御阶段，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开始的文化多元化认识与实践；从重视独立批判能力的培养，到认识到媒介素养更应该是一种赋予民众传播能力与权力的阶段，提倡加强全民对媒介的使用能力与表达能力的培养。人们对媒介素养的认识走上了一条日趋完善、更加全面的道路。

2．媒介素养的内涵。所谓媒介素养，就是指人们对于媒介信息的选择、理解、质疑、评估的能力，以及制作和生产媒介信息的能力。媒介素养主要包括利用媒介资源动机、使用媒介资源的方式、方法与态度、利用媒介资源的有效程度以及对传媒的批判能力等。媒介素养教育或媒体教育与培养媒体从业人员的教育是完全不同的，媒介素养教育的对象是全体公民，旨在培养人们对媒体本质、媒体常用的手段以及这些手段所产生的效应的认知力和判断力，使人们既了解媒体自身如何运作、媒体如何构架现实，也知道怎样制作传媒作品与媒介信息。具体到官员的媒介素养，既包含普通民众认识媒介、使用媒介，更主要地是指通过正确地、建设性地运用大众传播资源，管理公共事务，推动社会进步，塑造政府形象。

3．官员媒介素养的重要性。能否正确与媒体打交道，已经成为关系到世界各国政府执政成败的重要因素。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说：我们今天的大部分工作，不管是按重要程度计，按时间计，按精力计，除了最核心的决策之外，其他几乎都是在和媒体打交道。西方国家的政客、官员们从进入政坛的第一天起，就认识到赢得了媒体，就赢得了选票，并从此开始和媒体打交道的历程，直到离开政坛也并不能完全走出媒体的视线。应对媒体是西方国家官员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他们与媒体打交道可以说是熟能生巧，一般都具有较高的媒介素养。在我国，媒介素养概念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逐渐被学界所接受的，其中既有对欧洲批判学派的研究不够重视的因素，更有传统新闻体制的因素。因为我国媒体长期是官办性质的机构，为党和政府服务是媒体的职责。政府用简单的行政命令就可以指挥媒体，不需要研究如何与媒体打交道的问题。因此，我国各级官员都没有经过媒介素养的培训，媒介素养普遍比较缺乏。在媒体高度发达、媒体的职能不断扩展的今天，出现如此的“雷人”、“雷语”、“雷行”也就不足为怪了。